杨涛

通货膨胀是令各国政府都头疼的现象，虽然温和通胀往往难以避免，但如转为恶性通胀，不仅会通过扭曲价格体系而降低生产效率，而且会严重损害社会福利水平。

通货膨胀通常表现为各类价格的持续上涨，即货币贬值。无论在纸币还是金属货币时代，通胀都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早在古罗马时期，暴君尼禄首次用同量金属铸成更多货币，造成的货币贬值加快了罗马的衰落。而在16世纪的欧洲，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从美洲和非洲掠夺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入，欧洲国家遭受了一轮广泛而持久的通胀冲击。

当然，现在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一词，虽然事实上早已存在，但却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被创造出来的。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为筹集战争经费，大量发行一种不能兑现的绿背纸币，使物价如空气入袋一样膨胀起来，因而人们形象地用Inflation来表示。

谈到历史上著名的恶性通胀，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的中国都是典型例子。与恶性通胀相伴的是巨额面值的钞票，如1946年的匈牙利出现过面值为10的27次方货币单位的钞票，1993年前南联盟发行过面值5000亿货币单位的纸币。

随着各国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提高，恶性通胀渐渐只存在于人们记忆中了，但如今非洲的津巴布韦又给世人带来新的通胀警示。发端于2001年的津国通胀，现在已达到令人震惊的100500%，货币面值已低于纸的价值。津国政府今年5月15日又发行了面值5亿的钞票，虽然官方汇率是1美元约合3万津元，但据报道，黑市上的汇率已达1美元约合2.5亿津元。

上世纪80年代，津国与南非都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曾被称为非洲“菜篮子”，其时津元与美元的比值一度为1比1。津国沦落到今天的经济困境，可以说与总统穆加贝有很大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自1980年津国独立就执掌大权的穆加贝，始终面临土地被少数白人占有的历史遗留矛盾。独立之初的土改政策，是由原宗主国英国提供资金给津国政府，从白人手里买土地，然后分给黑人。但在1989年英国以该项资金运用缺乏透明度为由而停止提供后，津国土改便走向了极端。1996年穆加贝宣布将在5年内强行征收白人土地，并在2000年全面展开了强硬的土改，最终导致种族矛盾激化，大量资本外逃，英美等国又进行制裁并停止援助，自此津国经济一步步走入了困境。

土地矛盾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有的，穆加贝当初虽然试图维护黑人利益，但过激的行为，却最终损害了长远利益。在面临同样问题的南非，1994年曼德拉上台后也提出土改，但却走了一条温和道路，虽然进展缓慢，但却避免了新的经济社会动荡。对解决土地、种族等历史问题来说，这也是一种次优的无奈选择。

黑人获得了从白人手里强征来的土地后，却由于缺乏农业技术、工具和种子，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大幅降低，加上天灾的影响，最终农产品连年歉收，粮食供给严重不足，价格开始飞涨，形成了这轮恶性通货膨胀的源头。这样，一方面，内部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外部封锁使得外来援助和投资迅速减少，进而使燃油和电力等能源要素供给匮乏，最终使津国陷入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泥潭。

在此背景下，穆加贝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失误，使津国经济更加积重难返。一则，是通过大量印钞票来弥补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二则，是实行价格管制政策，如2007年他签署法律成立了一个收入和低价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定价权，所有违背所定价格的人都将获罪，最长将被判“入狱五年”。这些有悖于经济金融规律的政策，不仅无法控制物价上涨，而且加剧了通胀预期，最终使津国在“滞涨”困境中愈陷愈深，最终失业率高达80%，经济也连年负增长。

穆加贝是学位最多的非洲领导人之一，其中还获得了伦敦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应该说对基本经济理论并不陌生。因此，对有些人所讲的，穆加贝坚信能通过印钞票来压低物价，笔者认为更多还是演绎。从根本上看，自土改以来，穆加贝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多印钞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获得“铸币税”来维持政权运作。

归根结底，总结当下津国货币悲剧的源头，从内部来看，大概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没有采取渐进式土地改革，使其失去了回旋余地，也失去了白人与外部的经济支撑。其次，穆加贝的绝对权威，使其多年没有政治对手，导致政策制定缺乏妥协，容易走向极端。再者，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政策，必然会使一国备尝苦果。

最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革命者在夺取政权后，也容易陷入腐败的诱惑。姑且不论1989年英国指责穆加贝政府运用资金透明度低，是否确切属实。只看当前津国的情况，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城市里却见到宽敞的街道与气派的楼房，英国化城市特征明显，名牌专卖店与大型商业城罗列在步行街。一方面，恶性通胀使普通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执政党的许多高官却占有大量土地、房产和汽车，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本质之一就是具有财富再分配功能，不得不使人怀疑，起码一部分人并不担心甚至纵容恶性通胀，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

应该说，西方国家的置之不理，也对津国恶性通胀负有很大责任。对于土地问题带来的纠纷，英国等老牌殖民国作为始作俑者，显然并没有真正考虑津国人民的利益，而是趁机以制裁来甩开包袱。另外虽然津国是IMF的成员，但IMF和世行也并未对其伸出援手，国际组织的内在职责再次被政治目的所掩盖。

在通胀中受损最大的永远是中下层公众，而决策者的失误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是津国货币悲剧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