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对从紧货币政策“向左走、向右走”的讨论再次盛行，对此，有必要冷静下来多考虑一下货币政策可能伴随的陷阱。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萌芽出现之前，格林斯潘或许已经完成了那本著名的自传，其中虽然流露出些许对低利率政策可能导致资本泡沫的不安，但整体上却仍表现出对美国经济“弹性”的信心，以及对联储货币政策运用的自得。

如今，对于美国经济金融的困境，多数人开始归咎于格老在2001年到2003年间采取的长期低利率政策。自从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与表象不同的是，格老本质上却是一个厌恶相机抉择的古典主义者，直到2001年转向激进，在给其带来促使美国摆脱经济低迷的荣誉同时，却也埋下了资产泡沫的阴影，也就是这一时期，格老引领全球货币当局回归凯恩斯主义。

应该说，格林斯潘时代对于全球货币政策潮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他之前，财政政策曾长期占据各国宏观调控的时髦位置，货币政策似乎难以登上主流舞台。然而，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全球金融的迅速深化，格老终于忍不住跳出暧昧而乏味的政策姿态，在21世纪扮演了调控“沙皇”的身份。

    不幸的是，众多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存在格老的“崇拜者”，在其“积极作为”的过程中，本国货币政策的“双刃剑”效应、全球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性也日益突出。事实上，长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的过于“积极”可能弊大于利，或许回顾古典主义保守思路才是正途。

世界上有“聪明”的和“平庸”的货币当局，当“聪明”的货币当局采取积极政策时，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也在增大，而“平庸”的货币当局采取积极政策时，也经常会弄巧成拙。最佳的状况，大概是由“聪明”的货币当局采取保守的政策，但这却是多数格老崇拜者所难以做到的。

当然，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的政策环境并不相同，但上述原理却是相通的。自从2004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之后，货币政策便成为政府与民众心目中的宏观调控“明星”。无论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等宏观政策目标，还是楼市、股市等具体领域，都体现着货币政策“躁动”的身影。

目前，大洋彼岸的伯南克延续着格老后期的政策思路，并且变本加厉地投入到凯恩斯或新凯恩斯主义的怀抱中，即使能够尽快把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挽救出来，也许只是为下一次的危机埋下伏笔。而在中国，我们有必要破除“格老崇拜”，及时反思一下货币政策的理念与思路。种种迹象表明，货币政策被人们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并且陷入“独木难支”的困境。其中不仅有一般性的原因，也有中国特有的制度因素。

有几方面因素导致了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大为降低。一方面，从数量工具来看，首先是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不断降低，金融创新导致货币的计量更困难，当前指标已难以反映货币供应的实际情况；其次是货币政策的可控性降低，货币供应体现出强烈的经济增长中的内生性；再就是货币供应与GDP的相关性下降，主要是“金融脱媒”使通过银行体系的调控效果有限。另一方面，从价格工具来看，利率市场化不足、利率与汇率政策缠绕在一起、利率与数量工具难以联动等，也使得利率政策效果实在有限。

由此看来，在基础政策环境与发达国家还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应只是借鉴国外经验，而应放在努力创造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面对各界对货币政策令人眼花缭乱的要求，货币当局更应当倾向保守主义，避免“多做多错”。而从整个货币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来说，则要尽快通过改革外汇体制而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保障央行独立性、改革货币政策数量与价格工具、创造调控基础并为货币政策范式转变做好准备。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一直是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的焦点，但也是实际改革力度最缓慢的金融领域。2004年到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成为农村改革的代名词，而农村金融的发展症结也日益凸现出来。要真正使农村金融摆脱中国金融发展的“短板”地位，恐怕需要在理念、思路与路径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回顾历史，笔者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5年，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支持度、自由发展度的提高。在1979年恢复农业银行、1982年明确信用社改革原则的同时，农村民间金融也逐渐获得政策支持。1981年国务院就肯定了民间金融的作用，认为是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补充。此后，从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的或有组织的流动”，到1991年中央要求各地要继续办好农村合作基金会，中国农村已经形成以合作基金会为主体的、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

第二阶段是从1996年到2002年，表现为农信社在农村金融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以及农村金融自由度的下降。这一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在实践中，虽然树立了农信社的主导地位，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强烈干预，农信社的风险也逐渐变得严重。该时期的民间金融受到较大压制，政府在治理整顿农村金融风险同时，却也走向了极端，从1999年起基本关闭了合作基金会等民间金融组织。

第三阶段是2003年到2005年，主要表现农信社为摆脱社历史包袱，而进行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在此阶段，农业银行亦在加快商业化步伐，而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有限，事实上该时期的农村金融发展进一步落后于实际需求。

第四阶段是2006年至今，一是表现为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和发展，二是农行、农发行、农信社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在此阶段，农村金融自由度再次得到解放，但改革的战略主线却更加模糊，并面临更多的难点和挑战。

与整个经济金融改革进程相比，应该说农村金融改革还不够成功，通过梳理农村金融的发展阶段，背后有几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对直接金融支持“三农”的关注不足。迄今为止的农村金融理论与政策，都只集中于银行体系方面，很少考虑到形成系统性的直接金融改革政策，这也使得农村金融缺少了重要的一环。近期高盛、德意志银行等国际投行纷纷斥巨资收购我国多家养猪场，也说明了农村直接金融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因此，在农村金融总体战略中，应该把促进各类农村股权、债权融资机制改革纳入进来。

其次，对政策性金融的定位容易走极端。过去我们曾经把政策性金融予以泛化，现在却又有了弱化的倾向。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农村还是需要不完全以营利为目标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考虑到农村对城市化的长期补贴作用，这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是合理的。应该说，与大量直接投入到农村的财政资金相比，政策性金融模式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在此背景下，理应围绕农发行来打造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实现对从农村建设与农民生活的全面支持。

再者，对合作金融的发展定位不清晰。目前的农信社改革基本以控制风险为目的，并且由于合作金融法规的缺失，目前农村信用社在性质、地位、设立、经营、监管、清算重组及财税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与商业银行日益趋同。要真正发挥合作金融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就应借鉴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规范发展各类合作性金融组织，使其在享有特定政策优惠同时，必须服务于特定农村领域。

还有，对商业金融支持“三农”寄予期望过高。随着风险收益标准的提高，商业银行撤出农村领域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政策的重点不在于要求商业银行承担违背商业原则而直接支持“三农”，而应该着力培养农村零售金融机构，为商业银行提供发展农村金融批发业务的渠道。

另外，对民间金融的放开程度还不足。农村经济运行的特点，决定了私人借贷的繁荣是不可避免的。对业已存在的这类金融活动，给予合法地位并加以规范，显然是利大于弊的，这就要求给民间金融正名的决心和力度更大一些。

再就是从金融组织构架来看，尚未认识到农村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本土零售机构的缺失。通过大力发展零售银行，才能使农村金融资源的供求实现有效对接。因此，现有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尤其要注意这些，有些村镇银行改革已经出现了“好大喜功”的倾向，这是必须避免的。

最后，农村金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理顺改革中的决策冲突。事实上，由于缺乏整体思路和推动者，现有各监管部门推动的改革经常出现不协调。例如，银监会的本质职能是控制风险，而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则不得不承受适度风险，因此作为改革推动者，银监会的政策就具有内在矛盾性。对此，未来由更高层次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来推动农村金融改革，显然也是必要的。

总之，笔者认为，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应该构建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全面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而在间接金融方面，则需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并重、商业性金融与民间金融为辅，其重点在于打造本土零售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供求的承载者。

笔者读了该份报告之后，感觉其内容和风格仍然是一份学术研究性的报告，并未体现出多少情绪色彩。对于引起争议的部分，主要是在探讨市场违规行为根源的时候，列出了“行政监管承载过重、不堪重负”这一因素，字数虽然不多，但却点出了当前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存在的深刻问题。

应该说，对于证券监管体制存在弊端的讨论，多年来在学界已经是“老生常谈”，这份报告也并没有提出“吸引眼球”的观点。但是，该报告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半年多的股市低迷，与人们对监管机构的不满结合在一起，在此找到了一个发泄的途径。另一方面，报告作者的身份，以及报告曾出现在深交所网站的事实，使人们容易把其看作是对监管体系内部矛盾的揭示。

无论如何，透过该报告能够引发一些思考。

首先，当前的行政监管体制确实到了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阶段了。作为出发点，或许应该从改革证券监管理念开始。监管职责失控并不能只归咎于证监会，而是新形势下政府整体经济职能定位的不协调，“管得过多反而管不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根本规律。例如，股市的监管原则，就是应该为所有投资者和企业创造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环境，强调股市服务于国企改革、支持特定领域和企业等，都是不符合现代股市监管趋势的，这也是破坏规则、造成违规行为难以根治的源头。

其次，正如报告中所提到的，当前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确实少了有效的自律监管这一必要环节。仅就交易所来说，目前我国的两大交易所只是行政监管的延伸，缺乏真正进行市场自律的能力。虽然新《证券法》已对交易所职能进行了规范，但从根本上看，我国的交易所仍是政府推动成立的，并非证券机构自发的互助和自律组织，所以距离传统会员制交易所还很远，会员也无法通过实施交易控制和决策权，而达到有效的自律。长远来看，推进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通过促进交易所组织结构和公司治理的完善，才能为股市健康发展增加新的制度条件。

当然，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当前沦为证监会附属机构的现实，既不符合国际惯例，确实也令交易所本身有所不满。报告中提到，证监会还要“监督和指导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制定”，以及“加大自律监管机构的处罚力度，除了适用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这些传统的名誉处分之外，还应该增加经济制裁等新的处分措施”，实际上都表达了交易所获得独立权力的愿望。

按照惯例，股市陷入熊市之时，就是进行算账、归责和推进改革的时期，当前似乎又开始了这样的阶段。当前股市上许多争议虽然始于权力分配，但如果符合了改革方向与潮流，就是我们所应该支持的，但这并非简单的权力再分配，也要防止产生新的低效监管主体。总之，对当前的证券监管体制改革不能简单视之，而应并重两大改革方向，即一方面加强立法、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真正强化监管权力的执行和落实能力。

7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3票赞成、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涉及抵押贷款金额高达3000亿美元的拯救楼市计划，试图为挽救日渐萧条的房地产市场，而注入最后一剂“强心针”。

本轮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采取了央行注入流动性、7次降息、1500亿美元减税政策等一系列“大手笔”方案。虽然到目前为止，市场的悲观情绪仍然很严重，但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似乎也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可以预计，本次楼市拯救计划如果得到布什总统的顺利批准，预计能够对挽救楼市信心、增强房地产市场流动性，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次救市计划，早在今年3月份就有所传言，当时市场上盛传美国政府将出台高达3000亿美元的联邦担保，并一度刺激美元汇率上扬。到5月19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两党领袖——民主党人多德和共和党人舍尔比，正式就这份楼市救助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参议院将通过立法，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成立一个专项基金，为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的房贷提供担保，以避免更多购房者因为到期还不出贷款，而面临抵押房屋被强制收回的困境。

目前有些人认为该救助计划是由美国政府直接提供3000亿美元支持，显然是存在误读。根据有限的信息，可以看到该计划有几方面核心内容。

一是由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负责，而由美国的两大抵押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出面，成立一个基金，具体规模不详，目的是为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人，提供抵押贷款保险，使其获得再融资能力，并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安排，最终与其他所涉及的机构一起，把其债务重组为30年固定利率还贷计划，以避免他们由于还不起贷款而陷入无家可归的悲剧。

由于这两大公司直接拥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近5万亿美元，占美国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近二分之一，可以预计该方案主要针对这两大公司所涉及不良抵押贷款的最终债务人。

另外，可以明确的是，成立专项担保资金的融资来源，将由两大公司通过股权或债权融资的方式，从市场上获得，美国政府已表示不会动用财政资金来加以支持。但是，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将为该基金的筹集提供担保，表明该项融资最终仍是由政府信用予以支持。据称，在计划通过的第一年，该专项基金将全部用于支持抵押贷款保险计划，第二年将该比例缩小至75%，第三年缩小至50%。

美国政府也通过其他一些方式增加两大公司的流动性，如在最近的一项改革行动中，白宫宣布降低两大公司的超额资本准备金要求，由30%降至20%，市场预计此举能够给房贷市场增加2000亿美元的流动性。虽然如此，市场仍然担心两家公司潜在的巨额再融资需求，到7月11日，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价分别收于每股10.25美元和7.75美元，与去年8月份相比跌幅超过80%。

二是设立39亿美元的单项资金，用于购买和恢复已经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房产。这项资金计划已经脱离了金融机构的责任范畴，因此只能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但目前来看，这项计划受到联邦政府的坚决反对，即使是强烈支持该计划的民主党，对此在众议院也有很多质疑之声。

三是辅助支持计划。包括总额超过140亿美元的减免税措施，首次购房者可获最高8000美元的免息贷款。另外，美国州政府将被允许发行总额110亿美元的免税债券，以鼓励发展当地房产市场。

四是针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改革措施。主要是新设立一个名为“联邦住房金融局”的监管机构，加强对两大公司的监管和改革，同时监督专项基金的运作。

 美国国会预算局一份报告称，从今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将有大约220万次级抵押贷款购房者，预计上述计划将使大约40万不堪还贷压力的购房者受益。可以看到，如该计划顺利实施，对于挽救房地产市场信心来说意义重大。

在该项计划的背后，可以总结出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其一，美国政府的公共选择机制决定了其重视“民生”的政策特色。虽然这项计划的最终目标在于防止两大公司出现危机，进而导致整个住房金融市场出现信心崩溃。但就其直接目标来看，是为受到房地产萧条伤害的中低收入者提供间接支持。可以看到，自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凡是涉及到一般公众利益的政策，相对来说都经过较少争议就容易通过，这也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在非常时期得罪中低收入者。无论不同政策制定参与者拥有何种目的，最终的博弈结果都体现了重视“民生”的特征。

其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调控思想再次抬头。当上世纪美国凯恩斯主义在政府经济管理中达到巅峰时，也迎来了“过犹不及”的失败，并最终为始于里根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所替代，并开启了美国持续二十多年在放松管制基础上的高速发展。然而，如今又到了对古典主义思潮进行反思的时刻，过度的自由化带来了当前全球金融风险的膨胀。

对此，除了近期美联储希望加强监管职能的表示之外，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的加强监管，以及通过其展开救市计划，都反映了其对政策性金融的加强，也体现了政府干预市场力度的强化。

我们知道，美国于1932年成立了住房管理局（FHA），专为中低收入居民购房提供信用保险。在1938年成立了作为政府机构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房利美，Fannie Mac)，并在1968年分割为从属于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吉利美，Ginnie Mac)和继续沿用其名称的私营公司房利美，又于1970年成立建设了联邦住宅抵押公司(房地美，Freddie Mac)。

房利美和房地美虽然是两大私人公司，但却承担了许多政府政策性职能，也由此享受了很多特殊待遇，如括在困难时期可以向财政借款最高达22.5亿美元、发行债券免于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免公司所得税、有隐含的政府担保等。前几年，市场对于两大公司的诟病逐渐增加，房地美在2003年的财务操纵案更是一桩大丑闻，对此，要求其市场化改革的倾向也日益强烈。而如今，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它们进入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政府强化两大公司的政策性金融职能成为新趋势，并且不能排除未来两大公司被政府接管的可能性。

其三，深受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政府，仍然试图坚持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底线。虽然次贷危机的深化，时刻动摇着自由主义者的信心。但从白宫拒绝财政出资建立39亿美元特别基金，以及设定专项基金担保责任的逐年弱化，都反映了这一理念的延续。

其四，在美国的房地产金融体系中，房利美和房地美具有及其特殊的地位，对其进一步推进效率与透明度改革成为近年来的迫切需求，包括加强监管，以及与政府背景逐渐脱钩。本次计划如果顺利实施，可以预计前述市场化改革将严重弱化，虽然短期内有助于缓解房地产市场危机，但长远来看也有可能继续掩盖了美国房地产金融中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下一轮房地产下滑周期中可能会有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透过本次楼市救助计划的背后，我们仍然看到那些经济调控中永远的主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一个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政策和改革都要避免“过犹不及”的风险，当然这都要结合一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例如，美国面临的是“金融创新过度”，我国似乎更多是“金融创新不足”，而我们面前的政策性银行改革，似乎也有极端化的嫌疑。

无论如何，该项计划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果成功，将有助于推动凯恩斯主义思潮在政府政策中的重据主流，而一旦失败，同样会使政府不得不出台更加具有“双刃剑”作用的干预政策。

1998年6月21日，仅仅在距离诞生不到三年后，海发行不幸成为新中国首例因支付危机而被关闭的银行。这不仅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而且严重损害了海南的金融形象。然而，由于无法处理好对公存款等历史遗留问题，海发行一直处于“死而不灭”的状态，既不清盘也不破产。虽然近年来许多人燃起了重组海发行的热情，但到目前为止仍实现。

应该说，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改革，当前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能力，已不是当年所能比较。但作为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海发行“从天堂到地狱”的经历，仍然能够带给我们以众多启示。

首先，在海发行关闭事件中，我们看到其原因包括经营管理混乱、承担接管问题信用社等。而在其背后，则是房地产泡沫崩溃可能导致金融失败的残酷事实。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海发行则不幸成为这轮房地产泡沫危机的“牺牲品”。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关联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警示。

其次，在海发行遗留问题的背后，可以看到我国金融机构的退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这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金融改革深化的步伐。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往往都是行政性关闭，或者是关闭后走向行政性主导的破产，因此往往被人戏称为“计划性破产”。市场化破产机制的缺位，使金融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市场化都难以完全建立起来。

再者，海发行关闭的直接原因，就是储户因为恐慌引起的“挤兑”所造成的。挤兑的发生往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储户在缺乏银行的信息，二是由于存款缺乏安全保障，导致储户信心丧失。其中的教训，一是要求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运作规范性和透明度，使公众能够充分了解内部的风险收益特征，二是要求尽快建立起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成为挽救储户信心的“最终安全网”。

最后，无论金融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必须努力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的防火墙。除了海发行之外，美国次贷危机同样使我们看到，金融巨头内部的风险失控，会导致风险的积累和爆发。对混业经营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既要有一道“风险防火墙”，强调将异业风险限制在各自业务领域内，防止风险的扩散和蔓延。又要有一道“资讯隔离墙”，要求禁止或限制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传递，借以防止滥用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在当前加快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这就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监管，真正成为金融市场制度创新的“守夜人”。

日前，国内众多媒体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7日的一篇文章，声称美国暂缓批准中国工行和建行在美设立分支机机构的申请。由于文中暗示美方这一举动的原因是由于两家银行与中国投资公司的复杂关联，并且时值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7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开幕，因此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国内人士的疑虑和不满。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时报》选择中美战略对话召开之时登载这一文章，难以否认其间有新闻记者想吸引眼球的欲望。笔者到其网站查看了原文，大意起因是《金融时报》记者从两国部分人员那里了解到美方“推迟”给工行建行发放牌照，可能是基于中投公司的缘故，然后在采访中方匿名官员时，他表达了对美方可能是以此作为战略对话筹码的不满。而此后在美方官员对《金融时报》的回应中，对方则表示因为技术原因尚未对发放牌照达成一致意见，当然中投公司或许是主要因素。

这里看到有几点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所谓“推迟”或“拒绝”发放两家银行牌照的说法，显然有些捕风捉影。自1991年以来，美国国内对外资银行、尤其是对被认为来自于“监管体制薄弱国家”的银行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金融保护主义倾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美国设立分行，都幸运地赶到了1991年美国提高外资银行进入门槛之前。此后直到2007年，国内公认透明度较高的招商银行，才用了10个月时间获得了牌照。如今，工行经历了快一年的等待，建行则等了4个多月，以其更复杂的背景来看，可以预期美方对发放牌照会有长期的权衡，没有必要过分强调“推迟”一说。

二是在中美战略对话召开之际，《金融时报》进行这样的“爆料”，是否与双方的博弈有关呢？对此，一方面应该承认，在希望进一步通过资本市场深入到中国金融体系的背景下，美方自然不会轻易亮出“底牌”，会利用发放牌照的事情谋求最大的利益，每次战略对话都是这样的博弈时机。另一方面，《金融时报》文章的背后，或许也反映了部分境外金融利益集团希望“牌照事件”真正成为两国谈判的筹码，促使美联储能够通过拖延而为其从中国市场获得利益。例如，在中方最近对瑞士信贷发放了合资券商牌照后，有更多的外资投行都垂涎于这一领域。

在分析了如上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跳出情绪化的看法，抛开所谓“推迟”的新闻噱头，重点思考以下两方面问题。

首先，中国的金融开放应该避免两种极端观点。一则，在监管水平、技术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过快的金融开放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对此，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泰国，还是最近的越南，都提供了前车之鉴。换句话说，促进金融开放的最终目的，是有利于综合国力与国民福祉的提高，而非“为开放而开放”。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即几乎一切政策制定都为了国内利益，为此不惜戴上“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的帽子。

二则，不可否认美国对外资银行有众多的法律约束和监管体系，从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到1991年的《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到1997年的《K条例》和近期的修改，总的来看，美国对外资银行近年来的监管，主要表现为在市场准入方面逐渐放松监管，而不断加强市场监管。虽然存在对外资银行的复杂多重监管，但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监管也可以理解为金融开放过度下的回调。反之，当前中国仍处于严重的金融开放不足，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但当前过分强调金融保护主义，显然是弊大于利的。

其次，未来的对外战略谈判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金融利益方面。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实力的迅速发展，除了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走出去”也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逐渐避免在国际战略谈判中，把过多的经济“筹码”来换取政治甚至国际形象利益，而应该更考虑在境外的实际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逐渐把对外金融开放与在外金融利益结合起来，更有效地摸索出一套获取最大国家利益的办法。我们看到，此前的金融开放是为了满足WTO承诺的要求，在今后，我国则应该以此作为支持内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筹码。当然，在类似中美战略对话的谈判中，或许应该逐渐增加“商人心态”，加强交流与相互理解。事实上，美国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策的延伸，而美国政府的政策结果也是多个利益集团角力的结果，因此深入了解美国政治游戏规则，将有利于双方的合作博弈。

总的来看，笔者认为，美联储迟迟不给工行建行批牌照的原因，除了国际战略考虑，更多还是应理解为三方面。

其一，最大的原因确实是中投公司的特殊背景。目前作为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已经成为工行建行的实际控股股东。对此，美方存在的疑虑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政治考虑的，即中投公司控股的银行进入美国，如果涉足敏感的贷款领域，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二是基于金融安全考虑的，即美国对外资银行的股东有严格的信息披露等各类规定，以防止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对此中投公司在短期内显然还难以满足这些条件。

应该说，中投公司与工行建行的实际关系，属于转轨国家的特殊情况，美国人在理论上也应该理解。但基于其严格而复杂的金融法制背景来说，要简单接受这种形式上存在缺陷的外资银行，也并非容易的事情。对此，长远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结构也将是制约其“走出去”的因素之一。

其二，担心中资银行的洗钱嫌疑。美国对于外资银行涉嫌洗钱一向是严厉打击，1991年美国颁布《外资银行强化监管法案》，其立法起因就是一家巴基斯坦银行被发现涉及在美洗钱。可以说，中资银行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完美，具有代表性的，是2006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洗钱案的披露。据美国司法部调查，中行开平支行三任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利用职务之便，内外勾结在中行贪污、挪用银行巨额资金达4.85亿美元。他们先将巨额资金转移至设立在香港的空壳公司和数个投资账户内，并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拉斯韦加斯赌场账户洗钱。事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利用假身份来到美国，并以假结婚为手段获得美国护照。虽然这并非中资银行直接涉及洗钱，但却影响了美方对中资银行反洗钱能力的判断。同时，美方也担心中资银行如果大量进入美国，也会涉及到与国际政治有关的洗钱行为。

其三，美国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基础要素之一就是要求有较高的风险控制能力。客观地说，招商银行之所以获得牌照，除了监管部门努力之外，更主要的因素还是其风险控制能力比较突出，要高于其他中资银行，这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表现的更明显。与之相比，工行和建行虽然已经上市，但是其经营模式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未发生质的改变，仍然陷在传统的“存贷怪圈”中，中间业务增长潜力有限，内部控制尚待改进，这从其国内支行屡屡发生的大案就可窥豹一斑。在此情况下，也可以理解美联储对其实际风险控制能力是信心不足的。

    总之，中资银行“走出去”是必然的，但这并非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全部，也没必要过度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事实上，笔者坚持认为，在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控制能力薄弱、“服务公众”方面还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即使积极“走出去”，也并不能对国民福利带来多大好处。要解决这一点，除了关注中国对外金融开放、他国对中国金融开放等问题之外，更应该注意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对内开放金融市场，组建真正的民营金融机构，把更多非正规金融纳入阳光之下，最终增加内部市场竞争活力，这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也才能产生真正“理直气壮”走出去的国际性银行。

上世纪70年代有句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啼啼，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罗马尼亚搂搂抱抱。”

如今时过境迁，许多旧日印象或已淡化，或已改变，唯有我们对越南的观感，却由于近乎泛滥的好莱坞越战电影的流行，仍然停留在潮湿的丛林、低矮的棚屋、穷困的民众等一系列历史片段中。

自1995年加入东协之后，越南一改“穷兵黩武”的形象，21世纪的越南，已被认为是“亚洲四小龙”的继任者。从河内的淳朴、顺化的美女、下龙湾的奇观，到西贡的繁华与湄公河的妩媚，一番亚洲新兴市民社会的图景已逐渐展现出来。如阿巴斯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于台湾电影一样，从越南导演陈英雄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一个平凡而新鲜的越南，蕴含了巨变的社会、东方的温情及自然的唯美，并流露出杜拉斯的浪漫法式风情。

近几年，越南进入了政治改革的加速期，经济发展也日新月异。不幸的是，越南也染上了某些新兴经济体的通病，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变化。一夜之间，越南就从国际资本眼中的“香饽饽”，变成了引发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之源。

的确，在阴影笼罩的2008年全球经济环境下，越南经济金融指标的恶化，刺激了人们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担忧。因为1997年亚洲陷入困境时，美国尚能作为经济火车头，而今美国已陷入次贷泥潭，倘若新兴国家步其后尘，则全球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持久衰退。

有一系列难看的数据支持着人们的看法。其中，5月份越南通货膨胀率达25.2%，为13年来的最高点，越南盾兑美元的贬值趋势加快，出现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资产泡沫有崩溃的迹象，股市从去年超过1000点，目前跌幅已超过一半，房地产价格也大幅跳水；呈现“双赤字”，一方面财政赤字在扩大，2007年达50亿美元，政府债务总规模占GDP的36.5%，另一方面，到今年5月份其贸易赤字也高达144亿美元。

我们知道，越南改革虽被称作“中国式实验”，但某些方面也与中国改革同步甚至有所超前。在上世纪中国凤阳小岗村农民开始尝试“包产到户”同时，越南也在部分农村试点了分田承包。1986年的越共“六大”正式确立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由此更激发了经济活力，保持了10多年的高增长。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进入21世纪，越南发现政治体制改革落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此后其突破“渐进式改革”的力度令人瞠目，2006年的越共“十大”展现了全新的改革元素。不仅政府精简、允许在野党成立、差额选举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等事件让人瞩目，而且频繁的工人罢工、愈来愈多的外资赌场等都显示出转轨时期的多元化。

然而，进入2008年，所有的“赞誉”之声不复存在，越南国内外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人开始增多。除了经济金融危机的表象因素，笔者认为，有四大根源促使越南陷入当前困境。

首先，过度接受“华盛顿共识”，经济对外依赖性过高，为越南经济困境埋下了隐患。众所周知，“华盛顿共识”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鼓励新兴经济体建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必建立全面的经济体系。长期以来，国际收支失衡就困扰着越南，1986年的改革开放一度使贸易逆差下降，但1993年以后便继续恶化。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被多数新兴国家所拒绝的“华盛顿共识”，某种程度上却被越南所接受，进一步确立了出口导向型战略。虽然这使得越南在危机之后恢复较快，但在当前新的国际环境下，再次演变为不利因素。

具体而言，由于越南国内工业化不足、企业竞争力较差，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很少，主要靠出口原油、大米、水产品、咖啡、煤炭等来创汇。同时，国内建设需要大量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大多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在此过程中，出口价值远远难以弥补进口需要，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出口导向战略的失败。

其次，政府改革出现了内在悖论。一方面，近年来越南改革的“小政府”目标更明显，不仅重视党和政府的机构精简，而且也加速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种“放权让利”造成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用于减贫的转移支付不断增加，并且为了通过发展进口替代战略，来弥补出口导向的不足，政府还需要进行大量公共建设投资，来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久而久之，政府财政便难以为继，只能靠借债度日了，但同时也为越南博取了“国穷民富”的称号。

另外，金融开放步伐加快，成为越南发展的“双刃剑”。自2007年初加入WTO之后，越南金融开发程度不断提高，银行业和资本市场都“热切”地向境外“招手”。事实上，为了弥补国际收支差额，越南一直靠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来吸引外资。这样，在经济基础尚显薄弱、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便增加了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一则，如同许多新兴经济体一样，越南也一度沉溺于“资产价格幻觉”中，暴涨的股市和楼市，似乎意味着金融和资产新贵强国的诞生，到头来却只是“南柯一梦”。二则，“热钱”更容易兴风作浪，除了欧美投机资本，恐怕更多也是来自亚洲的短期资本，从而助推了越南金融市场的“过山车”现象。

还要注意的是，越南虽一直谋求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在参与区域金融一体化方面却有所滞后，这或许是因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给越南带来切肤之痛。如越南虽参加了2000年的《清迈倡议》，却并未签署任何旨在抵御货币危机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只是在今年才与日本达成合作意向。由此看来，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是，缺乏外部金融合作，使越南失去了维持市场信心的“安全网”，其应对短期货币冲击的能力大为下降。

在仅存的转轨国家中，唯有越南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某些缩影。若要前进，则要直面危机与挑战，若要后退，则陷入体制复归的怪圈。

 日前，国务院决定设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首期由中央财政拨款700亿元人民币，明后年继续作相应安排。

我们看到，本次地震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远远超过了灾害初期人们的估计，不仅居民住房和财产受到破坏，而且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城市公用设施也大多不复存在。因此，灾后重建必须由政府来担当主角，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支撑，来促使灾区经济早日恢复正常，受灾群众生活得到基本保障。

应该说，在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由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来推动重建工作，在各国都屡见不鲜，如日本在神户大地震后也建立了类似的基金。对于我国设立灾后重建基金的问题，各界最为关注的，无非是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管理。

首先，从资金来源看，目前将主要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划拨。我们知道，2007年我国建立的中央预算稳定基金制度，主要来自于财政超收收入，其目的之一，就是使国家在遇到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时，不必临时调整预算。这样，一方面可以尽快使重建资金到位，另一方面，在近年来人们对财政年年超收存在质疑的背景下，这也使得政府“让利于民”的思路，能够通过支持灾后重建而体现出来。

当然，根据近期许多研究机构的估计，仅是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1500到2000亿元。这表明，仅靠源于预算稳定基金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对重建基金引入更多的资金来源，用于灾区各项建设。一则，可以借此机会压缩其他过于膨胀的财政支出项目，如政府已表示“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而地方政府同样也存在行政管理费过高的问题，督促发达地区财政减少这类费用，通过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支援灾区建设资金缺口，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二则，当前所谓的流动性过剩，表现之一就是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把民间投资引入到灾区建设中，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既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更需要政府借此进一步放宽对民间投资的限制，使其更积极地介入到各类公用设施的重建中。

其次，从资金运用来看，要注重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现有的基本运用模式，可能还是直接拨款。但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应该尽可能按照政府采购的原则来运用资金，并且要求地方政府纳入相应配套资金。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以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多种方式来安排资金，以此来使信贷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充分介入灾后重建。

另一方面，对于资金运用的领域，应该分为三种。一是公共建设类项目，即完全属于政府职责的建设。这需要财政的完全支持，并且作为预算内资金进行管理。二是准公共建设类项目，即同时具有商业运营色彩的项目。应该借鉴BOT等新型投融资模式，在安排财政资金同时，引入多元化社会资金支持。三是公共生活类项目，即涉及受灾群众福利保障的支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原来就比较薄弱，并且效率不高，在地震的非常时期，实现相关人群的基本保障更加迫切。通过在灾后重建基金中引入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基本支出职责，有助于尽快使受灾群众生活恢复正常。

最后，从资金管理来看，如何保证专项基金的安全，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有效益，是各界都密切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考虑到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仍任重而道远，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例如，2003年云南大姚地震后，中央财政也拨付了1.2亿元专项资金，在事后审计发现有近1亿元并非用到灾后重建上。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必须真正加强对资金的事先监督，否则事后审计大多无关痛痒。同时还要监督和鉴别不同的灾后重建项目，避免地方政府把资金更多用于“面子工程”，而非重振经济与稳定社会所必需的项目。

通货膨胀是令各国政府都头疼的现象，虽然温和通胀往往难以避免，但如转为恶性通胀，不仅会通过扭曲价格体系而降低生产效率，而且会严重损害社会福利水平。

通货膨胀通常表现为各类价格的持续上涨，即货币贬值。无论在纸币还是金属货币时代，通胀都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早在古罗马时期，暴君尼禄首次用同量金属铸成更多货币，造成的货币贬值加快了罗马的衰落。而在16世纪的欧洲，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从美洲和非洲掠夺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入，欧洲国家遭受了一轮广泛而持久的通胀冲击。

当然，现在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一词，虽然事实上早已存在，但却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被创造出来的。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为筹集战争经费，大量发行一种不能兑现的绿背纸币，使物价如空气入袋一样膨胀起来，因而人们形象地用Inflation来表示。

谈到历史上著名的恶性通胀，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的中国都是典型例子。与恶性通胀相伴的是巨额面值的钞票，如1946年的匈牙利出现过面值为10的27次方货币单位的钞票，1993年前南联盟发行过面值5000亿货币单位的纸币。

随着各国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提高，恶性通胀渐渐只存在于人们记忆中了，但如今非洲的津巴布韦又给世人带来新的通胀警示。发端于2001年的津国通胀，现在已达到令人震惊的100500%，货币面值已低于纸的价值。津国政府今年5月15日又发行了面值5亿的钞票，虽然官方汇率是1美元约合3万津元，但据报道，黑市上的汇率已达1美元约合2.5亿津元。

上世纪80年代，津国与南非都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曾被称为非洲“菜篮子”，其时津元与美元的比值一度为1比1。津国沦落到今天的经济困境，可以说与总统穆加贝有很大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自1980年津国独立就执掌大权的穆加贝，始终面临土地被少数白人占有的历史遗留矛盾。独立之初的土改政策，是由原宗主国英国提供资金给津国政府，从白人手里买土地，然后分给黑人。但在1989年英国以该项资金运用缺乏透明度为由而停止提供后，津国土改便走向了极端。1996年穆加贝宣布将在5年内强行征收白人土地，并在2000年全面展开了强硬的土改，最终导致种族矛盾激化，大量资本外逃，英美等国又进行制裁并停止援助，自此津国经济一步步走入了困境。

土地矛盾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有的，穆加贝当初虽然试图维护黑人利益，但过激的行为，却最终损害了长远利益。在面临同样问题的南非，1994年曼德拉上台后也提出土改，但却走了一条温和道路，虽然进展缓慢，但却避免了新的经济社会动荡。对解决土地、种族等历史问题来说，这也是一种次优的无奈选择。

黑人获得了从白人手里强征来的土地后，却由于缺乏农业技术、工具和种子，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大幅降低，加上天灾的影响，最终农产品连年歉收，粮食供给严重不足，价格开始飞涨，形成了这轮恶性通货膨胀的源头。这样，一方面，内部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外部封锁使得外来援助和投资迅速减少，进而使燃油和电力等能源要素供给匮乏，最终使津国陷入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泥潭。

在此背景下，穆加贝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失误，使津国经济更加积重难返。一则，是通过大量印钞票来弥补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二则，是实行价格管制政策，如2007年他签署法律成立了一个收入和低价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定价权，所有违背所定价格的人都将获罪，最长将被判“入狱五年”。这些有悖于经济金融规律的政策，不仅无法控制物价上涨，而且加剧了通胀预期，最终使津国在“滞涨”困境中愈陷愈深，最终失业率高达80%，经济也连年负增长。

穆加贝是学位最多的非洲领导人之一，其中还获得了伦敦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应该说对基本经济理论并不陌生。因此，对有些人所讲的，穆加贝坚信能通过印钞票来压低物价，笔者认为更多还是演绎。从根本上看，自土改以来，穆加贝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多印钞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获得“铸币税”来维持政权运作。

归根结底，总结当下津国货币悲剧的源头，从内部来看，大概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没有采取渐进式土地改革，使其失去了回旋余地，也失去了白人与外部的经济支撑。其次，穆加贝的绝对权威，使其多年没有政治对手，导致政策制定缺乏妥协，容易走向极端。再者，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政策，必然会使一国备尝苦果。

最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革命者在夺取政权后，也容易陷入腐败的诱惑。姑且不论1989年英国指责穆加贝政府运用资金透明度低，是否确切属实。只看当前津国的情况，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城市里却见到宽敞的街道与气派的楼房，英国化城市特征明显，名牌专卖店与大型商业城罗列在步行街。一方面，恶性通胀使普通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执政党的许多高官却占有大量土地、房产和汽车，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本质之一就是具有财富再分配功能，不得不使人怀疑，起码一部分人并不担心甚至纵容恶性通胀，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

应该说，西方国家的置之不理，也对津国恶性通胀负有很大责任。对于土地问题带来的纠纷，英国等老牌殖民国作为始作俑者，显然并没有真正考虑津国人民的利益，而是趁机以制裁来甩开包袱。另外虽然津国是IMF的成员，但IMF和世行也并未对其伸出援手，国际组织的内在职责再次被政治目的所掩盖。

在通胀中受损最大的永远是中下层公众，而决策者的失误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是津国货币悲剧的深刻教训。

由于汶川地震尚未完全平息，关于地震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出来，因此其对于经济的确切影响还难以掌握。但是，从地震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来看，不可否认的是，将会使当前调控增加了难度。一方面，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必然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短期内可能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带来原材料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形成新的PPI和CPI上涨动力。另一方面，四川也是我国粮食大省，若受灾严重，将对今年粮食供应造成较大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同时，暂时的交通受阻，也会使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在受影响区域被短期抬高。

当然，从总体上看，以地域和人口计算，震央汶川涉及的经济体系较小，属于山区，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而四川省产值占我国GDP的3.9%，制造业生产只占全国的2.5%，在四川省之外，地震灾害的影响非常有限。由此来看，只要此后灾害持续时间和范围不再扩大，汶川地震对于制造业和进出口的影响有限，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冲击也不用过高估计。

在此背景下，预计地震也不会使宏观政策思路产生重大变化，而是还会延续了雪灾以来的一些政策新趋势。一方面，本次地震发生之后，从紧货币政策有可能会“打开更多口子”，使得央行旨在反通胀的货币政策选择面临更多矛盾与困局。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人们对灾害恐惧感的放大，以及信心的受损，汶川地震可能会造成通胀预期的进一步升温，这使得货币政策稳定预期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自年初以来，学界和政府中很多人都在呼吁强化财政政策力度，以保障经济调控实现“软着陆”。汶川地震的发生再次使财政政策的迫切性体现出来，因为无论是灾民生活保障还是灾后重建，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以此为机会，财政政策预计也将在宏观调控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回顾历史，从1998年的抗洪、2003年的非典，到今年的雪灾和地震，重大灾害时刻困扰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说，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繁，每年因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都达千亿元。我们知道，为了弱化灾害对社会的冲击，灾害经济学在上世纪中期建立和发展起来，并且成为西方国家构建灾害应对机制的依据。在我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动员救灾方面有一定优势，但仍然缺乏系统的灾害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只有在此方面有所突破，才能提升科技防灾救灾的能力和水平，真正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防治灾害的科学投资体系和管理运营机制，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损失。

从经济角度来看自然灾害问题，有如下几方面政策重点需要关注。

首先，有必要建立应对灾害的常设机构，把原来分布在各行政部门的力量分离出来，形成独立完整的防灾减灾体系，这也符合多数国家的经验。否则的话，一方面防灾权力分散在各个部门，另一方面不同部门总是搞防灾减灾重复建设，这都不利于应对灾害突发事件。

其次，改善灾害预警体系，增加透明度是必要的选择。虽然预报灾害的概率非常低，但重视灾害预警并且增大政府投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我们国家近年来在此方面已有了较大改进，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不足。事实上，在灾害多发的情况下，增加这方面的财政投入，可能整体上更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再者，应对灾害危机需要政府财力的保障。在几次大型灾害中，我们看到之所以灾后救援很困难，主要因为当地各类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太落后。这表明了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严重不足。对此，不仅涉及到改革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迫切性，而且也要考虑推进分税制改革，通过市政债券、财产税创新，来为地方提供与防灾事权相应的财权等。

另外，面对频繁的灾害，必须把商业保险纳入改革轨道中。因为政府社会保障更多是解决社会背景下的民生保障，而对自然灾害背景下的民生，则更需要商业保险的介入，如巨灾保险。实际上，遭受自然灾害时，我国的保险赔偿仅接近5%，难以满足巨灾保障需求，而该数据全球平均为36%。只有实现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共同完善，才能充分覆盖灾后公众所面临的各类风险。

最后，在灾害发生后，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慈善的作用也逐渐体现出来，既表现为各类民间灾害救援活动，也包括大量民间捐款、捐物资的支持。今后我国应该进一步引导和完善民间的自救和互助行为，通过在法制环境、税收等方面提供便利，大力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使其成为灾害应对体系的重要一环。